[6]梁鹰主任在2019年10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备案审查制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我国备案审查的重点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因此，1954年《宪法》第53条在明确省、县（市）两级体制的同时，专门规定了较大的市分为区。但是，当组织法设立的地方人民法院无对应行政区划时，则该法院属于哪一行政区划级别？从逻辑上看，此类法院的行政区划级别应当就上不就下，归属于所辖行政区划的上一级。
我国《法院组织法》第22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包括：（一）省、自治区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三）市辖区人民法院。基于此，地方各级法院的设置将呈现如下样态：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高级人民法院，设区的市、自治州设置中级人民法院，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自治县设置基层人民法院。[57]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页。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一般情况下，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法院自应是对应本行政区划的一级法院。
四、结语：地方人民法院设置的合宪性调控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承载法定的司法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更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以实施的关键纽带。[34]姑且不论以下位法诠释宪法概念的合理性，[35]即便从过往《地方组织法》《立法法》的文本出发，能否得出上述结论亦存疑问。现实需要缔造‘全体/个体并立实践逻辑，[52]当代中国人权是全体/个体双重面向的，可以说中国宪制初创逻辑中的二元构造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升级，形成了基于宪法的二元体系的平等共进机制。
在数智化社会展开的过程中，在人与人工智能的交互生存发展中，人的问题从没有比今天更成为问题，[61]人权以及人类创造的所有知识与制度乃至整个秩序也从没有比今天面临更多挑战。[40]伍德志：《论人权的自我正当化及其负面后果》，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4期，第37页。[19]龚群：《洛克的自然权利说》，载《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6期，第68页。[36]参见吕炳斌：《著作权法的理论前提：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6期，第109页。
[43]西方人权所本的先验的、原子化的独白式的个人到了日本演变成了臣民，自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所致。西方人权——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和制度技术——被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接纳并不太困难，但因其内容构成触及了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规定性的思维方式、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深层构造，所以必然会遭遇强烈排拒。
[1]人是有历史、文化和国度的，人权不可能超越现实与经验。我们说在方法论与手段的层面，中国的人权制度与规范是建立在全体/个体二元构造之上的，这一构造又是以关系/他者/责任之人的设定和规定为基础[50]将有价值的事物设计为法上主观权利性规范还是整体保障性规范，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手段与策略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思维与思想基于实践、发乎经验、归于致用。
我们说在方法论与手段的层面，中国的人权制度与规范是建立在全体/个体二元构造之上的，这一构造又是以关系/他者/责任之人的设定和规定为基础。这一故事如果离开了西方这一场景，就既无关神圣又无关科学、既无关理性又无关进步，它不过是西方的、暂时的一种历史叙事罢了。一旦被这样认识，被神化的人权将回归为世俗的人权，被目的化的人权将转变为手段性的人权，人权才能实现真正的现实化和人化。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
事实而非抽象逻辑已经证明：器物科技发达、政治法律制度文明与西方文化并不存在必然对应关系。人是文化的容器和载体，文化是人的规定性和驱动。
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人是给予关系/伦理/责任的共在人而非先验而抽象的独在人。对理性、自治、自律的反思使得列维纳斯主张跳出自我独白，放下唯我，超越互惠，走向他者，走向关系的存在[59]。
[36]在哲学上，则有从形而上学之人到海德格尔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人概念转向[37]，还有个人主义之人到萨特后期的集体主义之人的转向[38]，也有列维纳斯从我者向他者伦理之人的转向[39]。全体的就是全体的，个体的就是个体的。参见[美]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尹钛译，任锋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151页。而到了中国又被置换成了人民，则是因为近现代中国面向全体的逻辑所致。[41]同前注[2]，赵汀阳书，第103页。有学者认为与西方文化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不同，中国文化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10]身安、心安、治安是中国人恒久不变的目的性意向。
现实需要缔造‘全体/个体并立实践逻辑，[52]当代中国人权是全体/个体双重面向的，可以说中国宪制初创逻辑中的二元构造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升级，形成了基于宪法的二元体系的平等共进机制。人权学者寻找这其中的原因时习惯将其指向外部原因，比如存在人权恐惧症和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接纳人权的必要条件等原因。
[48]在制度与规范逻辑上，个人本位与人民民主是根本对立的，西方人权与当代中国人权是道不同，路相异。见[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4]文化是由生活于一个拥有长期持续稳定历史的共同体中的人们共同创造的，生活世界中的人实是生活于文化整体性之中。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将神学溶解为人本学。
而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如西方般强烈的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对立二分观念，即使在今天也不存在个体利益先于全体利益而至上的观念。如果说西方人是逻辑型、对抗型、个体型的人的形象，中国人就是经验的、关系的、群中的人的形象。人权在辛亥革命后难以为保者，其因概在于缺乏滋养人权制度的文化。我们也可以把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看作是十七八世纪的自然权利论的先声。
陈独秀1915年曾在《青年杂志》撰文探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他总结了三条：（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传统中国人信奉的是尊古的静态史观，基于血缘的祖先崇拜，基于先祖的宗法秩序，基于前人的经验智慧，构成中国社会的权威来源、正当根据和生活理性。
但是，西方人权故事不过是一个极其高明而又非常普通的现代版的宗教故事。国内人权学者都喜欢从人本身或者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人权，伍德志指出他们的核心命题都是一个同样充斥于现代西方人权理论中的同义反复命题：人权就是人之为人都应享有的权利。
其实，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已经形成了各具功能的人学理论，而唯人权学界与抽象理性人概念纠缠不清。在最低限度的单薄人权意义上，人的形象是近乎平面的，人权观念也是比较形而上的，中西之间的共识与沟通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原罪与救赎、肉体与灵魂、人性与神性、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是构成西方人之形象与概念的二元对立文化质料与范畴体系。神-人关系是基督教文化的深层构造，宗教人形象与概念就奠基于其上。[58][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9页。[2]生活世界中人的形象是自定的，它既是具体的、现实的又是各不相同的。
当代中国人权之人的规定性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康德认为理性人自己能够借助纯粹理性给自己立法，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sic volo, sic jubeo）。
我们主张今日之中国人权应回归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主张从理论界热衷的对象建构回归自在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人权共同价值的普遍性，也不是要走向庸俗的人权相对主义，而是倡导将颠倒了的人权与生活和文化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因为人权源自生活而非理念、源自文化而非逻辑。[14]中国生活世界中自在之人由文化深层群己构造所规定，由近代以来中国全体面向的历史运动逻辑所决定。
在走向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权利与利益优先实现道路上，传统群本位底层逻辑不但没有改变，而且由近现代历史实践自我强化了。理念世界中人的概念是预设的，是为了思想实验和理论建构而进行的语言学上的预设，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能产生理论与逻辑力量。
